台灣的「農電共生」由光電業者主導開發，因缺乏區位規劃的指引，形成四處圈地亂象。地面型農電可能造成農地支離破碎，農業部於 2020 年 7 月修訂法規後，嚴拒開放地面型農電。
日本的農電開發模式剛好相反，營農光電鮮少由大型企業開發，絕大多數農電案場由小農主導，佐以專門協力農民的小型能源公司，地方政府則嚴格把關。以色列則是另一個積極推動農電的國家，他們推出全世界最多樣性的農電試驗，限定在 1.5 公頃小面積範圍下，實驗 120 個計畫，希望藉此找到農電共生的可能性。
台灣農電共生倡議團體「台灣環境規劃協會」邀請日本、以色列農電專家考察國內光電發展，並舉辦座談會，對台灣農電共生發展提出建言。《上下游》採訪該協會秘書長陳郁屏，並佐以介紹日本、以色列專家的案例分享，探討農電共生在台灣的機會與挑戰。
日本：311 之後激發全民運動，農電案場高達 3500 座
日本由小農營運的農電案場多達 3 千 5 百場，是世界上最多小型農電事業的國家。尤其從福島核災後能源責任意識興起，高電價制度有利民眾設置自發自用的電力，以務農為基礎、發電為輔的農電，開始蓬勃發展。
田島誠 (Makoto Tajima) 是日本永續能源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，他介紹道，2013 年 311 福島核災衝擊後，日人對核能產生不信任感，同時在災後重建的思考下，很多人從能源跟永續出發，激發了很大的能源公民責任意識。當時的日本首相菅直人也支持這種由小農自發的農電事業，於是推派一個官股銀行提供農民金融服務，並由技術服務者直接與農民合作。
其中，核災區千葉縣最具代表性，它是福島核災後發展農電最積極的地區，除了學者與地方意見領袖想推動外，地方農民也想藉由光電守住農業，千葉縣便以市民力量推動營農型光電。相對之下，其他縣市以個別農戶單打獨鬥，往往經歷千辛萬苦才能開創第一例。
近 3500 戶小農取得營農型資格，在日本各地都有（圖片來源／田島誠，圖片提供／環境規劃協會）
日本：近七成案場在一分地規模上下
日本的環境多山、耕地有限，小農社會跟台灣都很類似，不含審核中的約有 3500 座農電案場分布全國各地，而且 90% 案場面積在 1 公頃以下，更有 65% 規模小於 100kw（約一分地規模），種植作物多達 120 種。
田島誠在簡報中指出，目前日本農電案場前六大作物，依序是日本生薑、神桌上的祭祀用樹、稻米、香菇、藍莓及蜂斗菜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多達 6 至 8 成的作物被更換，農民為了配合光電下種植作物適應性，需轉換成不需全日照作物。
由於地方政府嚴格監管，必須維持產量才能持續保有售電執照，所以申請農電申請案大部分屬於優質農區。而且第一階段只能申請三年，三年後才能再申請延展到十年，此後每隔十年申請一次，如果不續申請資格，就必須移除地上物。
常見的兩種營農型光電板，立柱式可平均分散遮應處，追日形則將遮蔭集中，藉由活動式太陽能板設計，提升發電效益，但成本也稍高。（圖片提供／環境規劃協會）
限定農民嚴格監督：農電未符務農事實即刻拆除，沒有輔導改善期
日本農電只能由持有土地的農民申請，且案場僅能「一時轉用」（暫時性變更），三年內若未通過查核必須立即拆除，稽核上非常嚴格，因此對大型開發商而言沒有進場誘因。然而，一種以社區在地經營為導向，協助農民的「Ｂ型企業」也應運而生。
日本農電共生案場幾乎完全由農民出發，依農民想法設計，精打細算就地取材，從水電行能買到的材料開始，用最便宜的想法開始試驗逐漸修改，農民須證明案場仍維持高度生產力，才能持續售電。但是田島誠也指出，在日本農電共生真正阻力是地方的農業委員會（類似地方農業主管機關）。
日本農電事業面對主要來自農業部門的抵制，田島誠認為這是農業的本質，對新事物、新思維相對保守，很多地方的第一案都異常辛苦，要結合專家學者、證明案場的合理性，才能夠申請開發或申請延展。
來台實地參訪光電現況後，田島誠認為每個國家的條件不同，日本經驗不能完全複製，即便日本有上千個案場，卻也沒有最理想模式。近年來日本政府對農電態度也不再積極，成長確實也遇到瓶頸。不過他確認必須倚靠在地探索、在不同地方試驗，才能逐步打開可能性。
台灣光電業者壽明驊向田島誠介紹大林的營農型牧草種植案場。（照片提供／台灣環境規劃協會）
以色列：推出全世界最多樣性農電試驗
另外受邀分享的是法商 Sun’Agri 以色列分公司執行長 Bar Weiss，Weiss 出身自農家，為了改善農業而投身農電研究。他指出以色列跟台灣農電發展處境類似，土地稀缺（可耕地 42 萬公頃），從被敵意國家環繞的條件來看，也算是島國，確保食物生產很重要。與台灣擁有同樣日照條件，且農業人口也是急速下降，每隔一個世代幾乎就剩下十分之一。
以色列農業同樣依靠進口，所以農民必須面對高度市場風險，所幸以色列擁有強大的農業科技。但是政府農業部門也同樣擔憂，「一旦開放農電，農民就只想賺光電收益而不想務農」；或者變成「市場失靈」，生產價值不高的農產品，甚至虛假敷衍營農事實，因此農地被法律高度保護。
農電共生尤其困難的地方在於，農業作物品項不同、栽植方式需光條件與土地位置不同，要結合小農需因地制宜考量，因此以色列推出了一個全世界最多樣性的農電試驗，限定在 1.5 公頃小面積範圍下，招募到 460 個試辦計畫申請，經過層層篩選，最終有 120 個計畫進入實作。
Weiss 認為農業有多種作物因地制宜，需要由政府資助大量的試驗，才能啟動農戶的自主性創造。（圖片來源Sun’Agri官網）
政府制訂上位計畫，確保農電作法到位
Weiss 提到非常實務的見解，能源公司想把農業做到「剛好就好」，他們不會在能源生產上節省資金，卻會省下精進農電技術資金，因為多做試驗對能源業者而言沒有誘因。所以政府的角色很重要，以色列政府制訂一個上位計劃確保各部門合作，用一年的時間完成原本三到五年才能修改好的法規，並對試驗專案提供三年資金以及專案優惠的躉購費率。
Weiss 強調農電結合是新技術，對農業應用有風險，必須有資金的保障，農民才敢接受這個風險。「足夠的資金，讓各種創新可以伸展」非常關鍵，而且農電共生並不是相鄰並排在一塊土地而已，「農電共生應該要是一種能幫助農業適應氣候災害的模式」。雖然政府內部也有不同意見，但以色列未來將有 100 個實驗點，數據將匯入一個數據庫，他相信以色列將成為農電共生的全球領導者。
日、以為鏡的啟發？陳郁屏：擺脫垂直關係，才能創造差異化
陳郁屏指出，台灣的綠能政策獨厚大企業、大資本，不只土地競爭非常激烈，光電商以工程思維找大面積土地複製，扼殺許多小型再生能源可能性。綠能沒有走向社區，反倒變成資本套利遊戲，更不是農民需要的尺度。日本雖然有大型業者，卻也有小型發展，光電可以支持農業，支持農村永續。
不過在台灣農電發展的現實是，跟農電共生同屬營農型光電的漁電共生，光電公司透過高租金取得漁塭土地，然而光電效益並未顯著提升漁民生活，反而形成土地競爭導致漁民反彈。對此，陳郁屏認為，漁電共生雖然有土地複合利用的想法，過程中並沒有處理好公平性問題。透過承租取得土地的大型光電開發商，跟養殖戶變成垂直的上對下關係，原有養殖戶沒有辦法取得主導權與積極性，關係反而變得不對等。
她認為農電共生的重要性在於開創平行的夥伴關係，讓農民取得資金服務，由光電商擔任技術服務者，雙方關係對等下，業者有機會可以開創差異化服務。例如日本的農電共生從農民出發，為了滿足農業因地制宜的需求，逐漸開發出軟硬體專利技術。但台灣農電結合的試驗很少，技術革新就陷入停滯。
陳郁屏認為，農電共生從小農跟社區出發，有機會重新建立社會對公民發電的信心。（照片提供／台灣環境規劃協會）
由農民自主開始奪回綠能主導權，期待農電共生重建社會支持度
陳郁屏指出，劃定綠能發展區釋出農地開放變更種電，讓國土失序開發的問題再次暴露，不只在地反對，學者也批評。歷次農地釋出並沒有解決問題，光電業者同樣是大規模開發地面型，先做好做的、有利可圖的土地，卻終究無法啟動社會參與。
她也認為，政府有沉重的政策目標要在時間內達成，所以都往大面積去開發，然而「時間壓力無法轉換出好的案場，只會轉換出被罵的案場」，她批評政府把短期目標看太重，導致台灣再生能源的可能性不斷萎縮，社會反感的阻力也越來越大。
陳郁屏強調，倡議團體期待的農電共生並非寄望於大型企業，而是藉由農電共生，制定以農民為主、將社區納入的能源計畫，並倡議以小規模試驗開始啟動，將農電作為農村振興手段，讓光電利益真正回到農民。
她認為，台灣不乏公民電廠倡議，有不少環境組織先當發起人，然而電價結構跟競爭機制都不利於小參與者。農電共生複雜，但若能讓農民跟在地組織結合，從小規模試驗開始，有機會轉化綠能發展的主軸，從大型資本轉化為民間力量，才能同時重建社會對綠能的信心。
本文來自外國農電經驗》日本農電由小農主導，近 7 成約 1 分地，以色列推出多樣性農電試驗 | 上下游 (newsmarket.com.tw)
